第七次人丁追查截止出炉:干什么说“人丁盈利消逝论”不行取|新京报专栏

要想解决人口不均衡问题,必须从服务人的政策入手,改变服务和管理理念,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时隔十年,牵动亿万人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炉了。据新京报报道,5月11日10时,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1178万人。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我国依然“年富力强”,但“老龄化”趋势明显公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这证明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从数据来看,我国人口平均年龄38.8岁,依然“年富力强”,但是“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当然,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有关老龄化议题的报告中就曾指出“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还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不可逆转的。

老年人口的增加是人口从高生殖率和高死亡率转变到低生殖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而且,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年龄组是最老的,其年龄是80岁或以上。

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的老年化率基本上都高于我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老年化比例增长较快,且总体而言,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相对较弱,或会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带来更多挑战。很多人将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归因于生育率下降,甚至也将经济增长减缓归因于生育率下降,仿佛人口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原因。然而,这种说法有些“倒因为果”,从而也不能提出很好的对策建议和解决方案。

实际上,中国仍然是第一人口大国,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等论断并没有坚实基础。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整个世界的制造环境和商业生态都在发生深刻改变,中国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升级,仅仅以“人口红利”来论及经济发展前景,还是太流于表面了。不妨这样想,当我们生育率达到高峰的时候,国家和人民是最富裕的吗?

当前经济和技术发展形势下,即使再多生几胎,我们还能够靠所谓的“人口红利”,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靠低廉的人工成本保住“世界工厂”的地位吗?显然,这已不再可能。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这次人口普查显示,现在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人工成本的提高不可避免,人力资本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才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新动力。

要想解决人口不均衡问题,还是要从“老”“婴”两端入手,即解决养老问题和提高民众生育意愿。

而这两点都可以落脚到服务人的政策上,政府部门要改变服务和管理理念,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这也是新时期政策的“红利”。这首先体现在社会要持续优化养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从养老保险、社区服务到长期护理等各方面入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此外,公报数据还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

但快速城镇化与人口大规模流动既有同步性,即都是经济高速发展、商业非常繁荣的结果,也有不兼容性,即在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有些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是受阻的。其中,既包括因城市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一些居民外出“打工”,产生了巨大的流动性“打工潮”;也包括一些居民想要在其工作的城市“落脚”,却因种种因素无法解决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能将家庭和自己“安置”在某个地方,而不得不处于“流动”状态。接近5亿人处于人户分离状态,较十年前增长近90%。

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就要建立包容性强、更全面持续的人口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人群因人户分离而难以享受公共服务资源的局面,减少他们不敢生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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